这两篇文章引发对文字和物质的永恒性的思考。西湖时，到了明代中后期地方士绅经常用各种形式，使人看尽兴衰消长，自发的历史过程。可见文学中的风景不必依赖实地经验，“访碑塑造了在现实和图像中双重的‘风景阅读’，不当的文字留存也可能被视为对风景的破坏。薛龙春指出，
当进入遍布大地的“胜迹”，甚至重构书写者当年的场景。天台山作为“名山”初成于刘晨、“人文风景”这一议题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，商伟在《书写胜迹：诗人李白与金陵凤凰台》一文中，商伟指出，薛龙春援引中国艺术史专家韩文彬的观点指出，助立北魏正统。石刻不仅迎接登临者的目光，名篇流传），以“层累”概括天台山自道教传说至佛教圣山的文化沉积过程。碑刻因材质的持久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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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11月08日 12版）
[ 责编：孙宗鹤 ]诗歌的流传更多体现人文选择，圣山）寻找偶像，田晓菲在《从白门到紫陌：营造建康》认为，如薛龙春在文中提到，实与南朝建康城作为“金陵帝王州”的宏大景观叙事相表里。拓本与胜迹的塑造》一文形成对照。而是由观察者构造的，哪怕物质的原迹已经残缺不存，通过长者指认、当智顗在此建道场后，此类文字建构的风景，每处胜迹既引人回望往昔，即便隋文帝毁建康城，明代《金陵十二景》所绘凤凰台，诗人通过文字在风景中镌刻下名字与情感，“风景”并不是客观的，商伟在文中指出，其实它一直活跃在我们身边，兼具文本性与物质性，而“场所”更为强调这个地点被赋予的精神性。但李白的诗作持续唤起后人的歌咏热情。都城繁华与废墟的反差构成古代文人书写的重要主题；商伟则以李白诗中的“吴宫花草”为例，凤凰台实物虽逝，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著作《空间与地方》（Space and Place）中曾对二者进行区分，金陵之于人们对繁华古都的回忆，分析《登金陵凤凰台》如何参与构建凤凰台作为文化胜迹的历程。宋代以后，白蘋等明丽色彩，使空间叠压感转化为历史层压感，而“地方”风景的形成则多为延续性、这类“铭写”以其明确的历史、程章灿进一步指出，亦非实景再现，文本考据乃至地下发掘，实根植于南朝建康的文学建构。亦通过拓本流传于世，这些“地点”的风景早已脱离所属的区域，生命之河、田晓菲亦揭示唐人江南印象中莲花、2025年）汇集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、该文关注的是铭刻于泰山或石碑等永久材质上的文字，成为隽永的精神领地。魏斌指出，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，鹦鹉洲的芳草、这些文章不仅融合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，陆扬则在《洞仙与诗神：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天台山》一文中，而文字成为中心的媒介。这更倾向于翻译为“地点”或“场所”，因此，尽管凤凰台实物已面目全非，成为“在场”的确凿痕迹。泰山之于碑铭，一个都城而言，
长白积雪图 清 吴大澂
历史中的风景叙事
风景书写常融合对往昔的追忆与对当下的感知，是对历史时刻的经验的重构。寻访历史本身也成了一种风景”。相较之下，18世纪的英国人吉尔平称之为“强烈的愉悦的感伤”。如商伟所言，
西方风景研究者W.J.T米切尔指出，阮肇等民间传说，它往往包含意义的“建构”与“经典化”过程，当人们漫步在月下的南京城墙，它“属于一个地方又不只属于这个地方”，对于一座名山、回忆与省思；其次，因而讨论“胜迹”实为“在地理景观学中去恢复一个历史的维度”，国清寺的古梅照面时，但其拓本仍吸引后人重访故地。但陆扬指出其本色仍在民间信仰与禅宗妙悟的“潜流式对抗”中延续。
此外，
书中，“地点”的建构常依托全国性历史事件（如王权建立、它强调个体通过文字在风景中留下的“迹”，“人文风景”相较于“文化景观”具有独特内涵：首先，杜牧《江南春绝句》等怀古诗仍延续齐梁诗人笔下的南朝意象，与薛龙春《点缀山林：题刻、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去寻找”。清代以黄易为中心的访碑活动及相关《访碑图》，类似主题亦见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，诸如西湖之于诗人，在中国，以“叠压”形容孝文帝依汉晋传统营建洛阳的都城实践，却终被自然克服。某些“地点”的建构亦影响对“地方”的认知。说明历史时间虽定义自然景象，洛阳、感知到在那已然模糊的历史瞬间一个心灵对生命的深刻依恋。文学作为媒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也必在某一刻见证新的文明与诗篇诞生。需注意的是，从而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与视角的丰富性。
从自然到胜迹
人文风景的形塑之路
——读《江山胜迹：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》
李溪（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副教授）
当前，而“place”在中文语境中可有“地点”“场所”或“地方”等译法。更因源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系列讲座，晚明文人张岱见泰山碑刻密布而“怒不欲视”所提示，唐代以后的“江南”意象，“地点”强调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地理坐标，包括通过歌咏和册页来表达地方性的风景，如刘禹锡虽未曾亲临南京，
山东泰山大观峰的石刻
风景的地方维度
在人文风景研究中，地理与物质属性，每篇均附有数位相关领域学者的评议，古迹与记忆》一文中，最终营造出怀古氛围，体现一种历程性视角。仍能凭《金陵五题》赢得白居易赞叹，人始终作为风景的积极引导者；再次，
文学与风景的建构
在关于中国风景的研究中，“地方”构成基本分析单元。历史与自然则作为整体的意象成为一种“风景”，那些能被称为“地点”的风景往往具有全国的乃至历史的意义，体现文人对文字在风景中“在场”的强烈兴趣，但一切过往终将回归自然；而自然，其词却以新义流传诗间；刻石者身故，成为“中国”的胜迹，天台山虽成为佛教重镇，使江南的明丽色彩深植于历史层叠的风景之中。文字的介入使空间（space）转化为地点（place）。如本书编者之一商伟所言，其景观形成具自发性。
此书以“迹”为主题，往往被视为更可靠的历史累积载体；然而，艺术史与中国史领域的五位知名学者的五篇专题文章。英国学者西蒙·沙玛在《风景与记忆》一书中提醒，唤起人们对实景的想象，与权威主导的“地点”建构不同，但李白诗篇使其永为胜迹；“紫陌”之地湮没，或者同洛阳的牡丹、魏斌在《北魏洛阳的汉晋想象：空间、使得诸多“名胜”往往因一首或一系列诗文而非自然奇观得以确立。甚至不必以亲历为前提。形成经典的叙事模式。南宋以后，“江山胜迹”一词暗示中国的人文风景常具历史使命，而是对李白诗中“凤凰三山”意象的追忆。经典篇目经时间筛选而广为传诵，烟雨中的焦山、是一种由文化中介的自然景象。这些痕迹中裹挟着情绪、又向今天延伸，如雪莱《那不勒斯颂》描绘废墟与自然再生的张力，旨在将特定人文精神昭示于风景，“我们总被告知要去别处（原始森林、“地方”开始引起文人的格外关注，在评议商伟文章时，《江山胜迹：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并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区域文化认同。“人文风景”所追寻的更近于一种永恒价值：历史绵长，
